选择了奋斗，人便有了负重前行的力量。

　　择一事，终一生。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的选择，就是让田地翻滚麦浪。

　　为了这个选择，梁增基遇到过无数困难。让他记忆最深的，是一次成功不久后的“当头一棒”。

　　1978年，梁增基育成“秦麦4号”，让旱地小麦亩产突破150公斤。在一片叫好声中，有群众找到梁增基，说：“你育的品种好是好，就是高了点，能不能让麦子变矮？”

　　当时，业内不少专家认为，小麦的株高与抗旱抗寒性和穗粒大小成正比，矮秆和抗旱不可兼得。但一个现实问题是，小麦秆高了，容易在灌浆期出现倒伏，既影响产量，又难以收割。

　　“变矮咋抗旱？”梁增基问自己。

　　困难明摆着，绕不过去，梁增基选择迎难而上。“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想办法解决。”他说。

　　彼时，梁增基脑海中闪过的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次选择。

　　育种，选择很重要。人生，选择更重要。

　　别无选择

　　在职业生涯中，梁增基面对的第一个难题，是饥饿，是自己的饥饿，更是群众的饥饿。

　　1961年，梁增基从西北农学院(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)毕业后，来到长武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。几间土坯房是办公场所，宿舍里只有一张破桌子、一个缺腿的板凳、一个铺着烂草席的土炕。

　　让梁增基感到“心寒”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渭北旱塬的“凄凉”。

　　那时，长武绝大部分的农田种小麦，但由于冻灾、旱情、锈病频发，小麦的秆如茅草一般细，穗像蝇头一样小。收获的小麦，千粒重只有4.7克至12.8克，磨过后，没有面粉只有皮，又黑又苦。吃上麦面馍，对群众来说是一件奢侈事。

　　当地有顺口溜说：“种了一坡，收了一车，碾了一斗，没吃几顿。”

　　小麦不够吃，大家常年啃高粱面窝窝头，吃玉米芯和山野菜。遇到青黄不接时，连树皮都被人剥下来吃。

　　1962年，长武，罕见的倒春寒冻死了近一半的小麦。1963年，冬寒，一多半的小麦“死于非命”。

　　梁增基第一次下乡，到群众家里吃派饭。群众端出一碗仅浇了些醋水的高粱搅团，很难为情地说：“我东借西借就是借不来麦面，你就凑合着吃吧。”

　　高粱搅团粗糙。梁增基吃着，嘴里酸，心里更酸。“啥时候能让农民吃上麦面？”他想。

　　要种好麦子，得有好种子。梁增基最先想到的是从外地引进好的麦种，“育种耗费的时间太长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”。

　　梁增基向全国各地许多科研单位发函，索要到100多个小麦品种。经过试种，他向老乡推荐了其中两个品种。

　　1964年，风调雨顺，梁增基满心期待大丰收，可突如其来的锈病，使得小麦亩产只有30多公斤。他“死的心都有了”，一度想“逃离”伤心之地。

　　“后来一想，我跑了，群众咋办？”梁增基说，那时，和他一起到长武工作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调走了。

　　引种失败，只能育种。

　　“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从事小麦育种工作。育种是个熬人的事情，一个新品种需要六七年才能稳定下来。有人付出了很多，最终一无所获。但我已经别无选择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“育种，也是育心”

　　1964年，梁增基独自踏上育种之路，开了长武育种的先河。“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但我只能成功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缺少育种材料，梁增基向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发函请求支援；没有试验田，他从单位旁的农场“借”来两亩地；没有培养皿，他用饭碗代替；没有装种子的纸袋，他用糨糊、牛皮纸制作；没有场地，他在宿舍桌子上摆满装着种质资源的纸袋，在房梁上、墙壁上挂满麦穗。

　　没有经费，梁增基一个人开始干。从整理土地、划分区域、拉行开沟，到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防虫，再到为每个地块立标记、给每株小麦建档案，梁增基每天扛着锄头早出晚归，比农民更像农民。

　　小麦扬花时，梁增基连日选株杂交。小麦成熟时，他株株过目，仔细分类，忙得通宵达旦。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，他经常用开水泡馍充饥，枕在田坎上睡觉。

　　试验田，成为梁增基一个人的阵地。这里，有四季轮回中的播种与收获，有一次次失败后突然而至的希望与惊喜。

　　这里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精彩，只有默默无闻的平凡。没有多姿多彩的变化，只有一天天单调的重复。没有亲友相伴，只有形单影只。

　　冬天，屋子像冰窖，梁增基边打哆嗦边写材料。夏日，烈日炎炎，他挥汗如雨守在田间。

　　“育种，也是育心。”梁增基说，每一株麦子都有生命，在麦田中，他从不觉得孤单。

　　梁增基在一次次的试验中，破解着小麦高产的密码；在千万粒种子中，寻找自己期待的那粒。

　　一个甲子过去，当初试验田里那些酸甜苦辣的故事，梁增基已难以记起，刻在他脑海中的，是株株麦子、粒粒种子。

　　1971年，梁增基成功培育出条锈免疫、抗冻、抗旱、丰产的“7125”和“702”两个小麦新品种，长武小麦亩产首次突破100公斤，并作为主栽品种在咸阳北部、黄陵和甘肃平凉、天水等地推广，累计种植面积约600万亩。

　　1978年，梁增基育成“秦麦4号”，长武小麦亩产突破150公斤。该品种在铜川、宝鸡、延安以及甘肃一些地方推广后，年种植面积超150万亩，种植面积累计超过700万亩。

　　祖祖辈辈生活在旱塬上的农民，吃上了白面馒头、手擀面。“旱塬小麦创奇迹，吃粮想着梁增基”，这句话很快在长武流传开。

　　其间，许多同窗升了职、赚了钱，而梁增基依然守着的是挂在办公室墙上的麦子，是田野里翻滚的麦浪。

　　“名气大了，是外界的事情。对于我来说，待在田里最快乐。”梁增基还是那个梁增基，那个一直“长”在田里的梁增基。

　　寻找“矮个子”

　　“要让群众吃饱，还要让群众家有余粮。”对梁增基来说，外面的世界再大，和他也没多少关系，他牵挂的是试验田。育种无止境，他的脚步不停歇。

　　1978年，“秦麦4号”育成后，面对群众提出的“让麦子变矮”这一难题，梁增基查阅了大量资料，终于发现有些学者认为，半矮秆对抗旱力没有直接影响。

　　为了矮化，梁增基做了100多个杂交组合。他白天在田里选株，晚上在室内选粒，对照亲本和目标考察后代的遗传性，对照多年气候变化考察其性状的稳定性。特别是在酷暑和阴雨中，为了避免错过某些“昙花一现”的性状，他整天待在田里，仔细观察，在无数次的淘汰与选择中找寻答案。“哪怕打破砂锅再磨成粉，我也要搞清楚。”他说。

　　一个夏日，连续3个昼夜没睡踏实觉的梁增基在烈日下昏倒，群众发现后用架子车把他送到了医院。

　　“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又跑到田里来了。我劝他回去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再说。他说治自己的病，麦子比药管用。而且，麦子和娃娃一样，没人管就饿死了。”长武县丁家镇十里铺村村民张万福说。

　　累倒、病倒后，瞒着医生、家人偷跑回田里，对梁增基来说是常有的事。

　　有一次，正在晾晒麦种，突降暴雨，大家纷纷跑进屋里躲雨，只有梁增基在雨中到处找东西遮盖麦种，直到筋疲力尽，瘫坐在地。

　　1983年，在日复一日的苦苦寻觅中，梁增基终于在试验田无数的麦子中发现了一个生命力顽强的“矮个子”，该株系抗病性和成熟度表现都很好。

　　1984年，梁增基育成了旱塬第一个矮秆高产抗旱品种——“长武131”。

　　“秦麦4号”株高110厘米至120厘米，“长武131”株高90厘米左右，梁增基让小麦株高降低了二三十厘米，亩产可达400公斤。

　　“要让群众不缺粮，还要让群众吃得好。”梁增基从稳定单产、提高品质等方面不断寻找新的突破，先后育出“长武134”“长旱58”“长航1号”等小麦品种。

　　“梁老”与“老梁”

　　在同行眼里，梁增基是值得尊重的“梁老”，是全国著名的旱区小麦育种专家，培育出国审品种3个、省审品种4个。他培育的小麦良种在陕西、甘肃旱区和河南、山东等省推广过亿亩，增产粮食超过25亿公斤，增加经济效益40多亿元，为我国旱作小麦的科研和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　　1989年，“小麦育种学界的一代宗师”赵洪璋和同事谈到“长武131”时说：“旱地小麦亩产400公斤，了不起！”

　　2009年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唐登银看了“长旱58”后说：“旱地麦长得像水地麦，是个奇迹。”

　　梁增基对各种荣誉并不看重。“长武7125”“长武702”育成后，他没有申报奖项。“秦麦4号”育成后，他在同事们的多次催促下才申报奖项。他获得的多个奖项，也是由单位代为申报的，他根本“不用心”。

　　“梁老”的认真，在业内出了名。

　　长武县政协副主席、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主任慕芳对“梁老”有件“愧疚事”。2013年秋播时，她一时大意，将一个育种材料袋放错了，麦子发芽后，与材料对不上。2亩地，150多个品种，要找到错行的小麦很难。

　　“麦子都长一个样，要不算了？”慕芳说。

　　“一定要找到，育种不能马虎。”梁增基说。他坐在田里，一株一株比对，用了3天时间，把种错行的小麦找到了。

　　“要吃粮，找老梁。”

　　在群众眼里，梁增基是倍感亲切的“老梁”，是戴着草帽、穿着布鞋的“老梁”，是骑着破旧自行车穿梭在田间地头的“老梁”，是守着小麦如痴如醉、不知疲倦的“老梁”，更是让大家手上有白馍、碗里有面条的“老梁”。

　　长武县洪家镇姜曹村村民鱼长有说：“以前，连吃高粱都填不饱肚子。有了老梁，大家不愁吃不上白面馍。”

　　长武县丁家镇十里铺村村民张万玉说：“种老梁培育的每个新品种，产量都增加，他是我们最爱的育种专家。”

　　麦子就是老梁的命。

　　1985年，梁增基右脚受伤，仍坚守在田里。手术后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他拄着拐杖回到田里。

　　2014年9月的一天，梁增基在田里进行国家区试项目播种。该项目要求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播种。雷雨骤至，雇来帮忙的人都躲雨去了。梁增基带着几个年轻同事，冒着大雨播完种子。回到仓库时，鞋子里灌满了水。

　　不仅是育种，只要是事关群众“饭碗”的问题，梁增基都努力去解决。

　　一些群众多年连续单一种植小麦，造成小麦全蚀病和杂草蔓延。梁增基经过深入调研，推出“地膜高产油菜”与玉米、小麦、烟草轮作倒茬，首次实现甘蓝型油菜北移、高产，并为防止全蚀病开创了新路。

　　即使被“误会”，梁增基也没感到委屈。

　　2013年，一些群众试种“长旱58”，出芽率只有30%左右。许多人要求退种子。

　　梁增基冒着雨赶到田里，弯着腰，捧着泥土仔细查看，发现是因为近期雨水多，土壤灼热，群众在试种时没有掌握好温度，把麦芽“烧”坏了。他当面向大家担保：免收种子费，来年达不到丰产，按照市场价格赔偿全部损失。

　　2014年，麦田大丰收。

　　“倔老头”

　　在偏僻的旱塬，梁增基一待就是64年。忙忙碌碌中，身材挺拔的青年变为腰身佝偻的老人，既没有升官，也没有发财，但他觉得“一生值得”。因为在呕心沥血之中，他养育了7个“孩子”——“长武7125”“长武702”“秦麦4号”“长武131”“长武134”“长旱58”“长航1号”。

　　现在，梁增基培育的一个小麦品种正在由省级有关机构进行审定，一个新品系将进入国家区域试验，还有一个将进入国家品种比较试验。

　　“在我爸眼里，这些小麦种子比子女还亲。我们的事情他基本不管，但小麦种子他一天都离不得。”梁增基的女儿梁瑞芳说。

　　通过育种，梁增基让旱作小麦亩产由60公斤左右提高到450公斤，有的田块亩产超过500公斤。

　　“有了梁增基，我们才吃上了白面馍。”张万福说。

　　同事说，梁增基是“倔老头”。

　　长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提了一桶油看望梁增基，没想到挨了一顿狠批。“生产队的东西，咋能随便送人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梁增基不请客送礼，不讲究吃住，不占国家和群众的便宜，出差时，住价格低的旅馆，吃简单的饭菜。到外地考察时，当地同志为了表示感激，请他吃了一顿便饭，他坚持付给对方饭钱。

　　儿女说，梁增基是“一根筋”。儿子被分配到农业部门工作，他警告儿子不许打着他的“旗号”找组织办事。

　　从土坯房、砖瓦房，到5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，再到9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，梁增基到现在还没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但是，县上奖励10万元，梁增基全部捐给十里铺村搞基础建设；单位建立试验室没钱，梁增基拿出10万元……全家人生活拮据，他把自己得到的40多万元奖金，一分钱没留全部捐了出去。“奖金本来就是国家的，应该用于国家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1986年，“长武131”育成不久，种源短缺，“黑市”上卖到每公斤3元。有人劝梁增基趁机捞点“外快”，被他拒绝。卖种子的钱，全部归公，他连补贴都没拿。

　　1997年，“长武134”价格被“炒”到每公斤80元，梁增基却把种子低价卖给群众。

　　“我的工作是国家支持的，我不能贪占一分钱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“我们和父亲发生过多次争执，后来也懒得说了。因为说了也白说，谁都改变不了他。”梁瑞芳说。

　　对待自己，梁增基很“吝啬”，从不吸烟喝酒，饭菜够吃就行，穿的用的都是“便宜货”，衣服不破不换。

　　“一个蒸馍、一碗面，是父亲最喜欢的饭。”儿子梁瑞峰说。

　　“自己育的种、种的粮，吃起来舒服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梁增基搬了9次家。无论搬到哪里，他总带着几个大袋子，里面装着分成小袋的种子，还有做发芽试验的培养皿。“每个培养皿里有100粒种子，这个不能错，否则数据就不准了。”梁增基说。

　　90多岁高龄了，梁增基还是不肯离开田地。

　　“我这一辈子，只不过在人生的岔路口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。”9月14日，梁增基拄着拐杖蹒跚行走在田地里。他说，曾经有多次离开长武的机会，但自己选择了留下。“我从来没有觉得艰苦。当面对土地、种子和农民时，我觉得其他的不重要。老乡们在旱塬，我的事业在旱塬。”(张斌峰)

责任编辑：吴西檬